本月，西方的Meta在忙着用AI替代人，东方的韩国三星忙于应付因AI红利分配不均而引发的工人罢工威胁。
这分别涉及到了“AI对劳动的替代”和“AI利润分配”两大关乎人类社会稳定的生死考题。
两个问题其实又是一个问题，即面对技术变革，如何相对公平的分配机会、权利、义务、财富等一系列我们极其看重的东西。
文 |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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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科技巨头Meta启动了新一轮全球裁员，预计裁掉约8000名员工，占其员工总数的10%。Meta还叫停了6000个空缺岗位的招聘。
与此同时，Meta的大规模组织架构调整也在进行，7000名在职员工被强行转岗到AI部门，管理层也被大幅削减，以此来让组织更加扁平化。
以前都是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时才会裁员、调整组织架构，但现在的逻辑完全变了，越是“财大气粗”、增长迅猛的科技企业，越要更疯狂地拥抱AI，更大力度地裁员——
Meta去年营收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今年一季度营收563亿美元，利润达228亿美元，同比增长均超30%。
在不断缩减员工的同时，Meta在AI方面的投入持续加码，4月份宣布将2026年的资本支出上调为1250亿至1450亿美元，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和AI基础设施，几乎是2025年投入金额的两倍。
此外，Meta在使用AI替代人方面也相当激进。
据此前媒体报道，Meta推出了一款名为“模型能力计划”的追踪软件，能实时记录员工电脑的鼠标移动轨迹、点击行为和键盘操作，并定期截取屏幕内容，把员工的工作流“蒸馏”成数据，训练AI智能体，员工即便不满也不能拒绝。
此举或许是让AI逐渐变得成熟，然后再用来替代员工。“我们正在构建的愿景，是一个主要由智能代理（agents）完成工作的世界”，正如Meta首席技术官在内部备忘录中所说。
不只是Meta，这些年科技巨头的大裁员已成常态，据美国就业信息网站Layoffs.fyi的数据，2024年全球各大科技公司裁员总数接近15万人，而去年硅谷又裁掉了超10万人。
当然，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并非被AI替代的，而是因为之前科技企业大规模扩招和战略调整造成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企业缩减成本，用更便宜的临时工、外包人员替代了正式工。但这些都被包装在“AI替代人”这套叙事下进行，让所有的裁员行为看起来都像是技术演化的自然结果。
当西方的Meta在忙着用AI替代人时，东方的韩国三星却在忙于应付因AI红利分配不均而引发的工人罢工威胁。
得益于AI算力需求爆发引发的高带宽内存（HBM）供应短缺，韩国“存储双雄”三星、SK海力士业绩迎来爆发式增长。
今年一季度三星净利润达47.2万亿韩元（约合2138亿元人民币），同比暴涨超4.7倍；SK海力士为40.3万亿韩元（约合18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4倍。
两家存储巨头的赚钱速度比捡钱速度还快，如此的巨额财富就面临如如何分配的问题。
SK海力士率先行动，去年底就提出将营业利润的10%作为绩效奖金池，且不设发放上限。据此计算，2025年SK海力士人均绩效奖金约为1.4亿韩元（约合65万元人民币），而今年有望飙升到7亿韩元（约合320万元人民币）。
这让三星的员工坐不住了，他们这边是“年薪50%封顶”的旧制度，与SK海力士员工的薪资越拉越大，所以过去几个月，三星工会不断谈判、抗议，直到前段时间宣布4.8万名公会成员要在5月21日开始为期18天的大规模罢工。
在全球HBM极度紧缺且价格疯涨情况下，这么长时间罢工不仅会让三星损失惨重（韩媒估算，三星半导体工厂停工一天直接损失就达1万亿韩元），还会直接冲击全球AI供应链，连韩国全年GDP都要被拉低0.5%。
所以韩国政府部门也下场斡旋，最终在距总罢工仅剩1小时之际，三星管理层和工会达成了临时协议：
全体员工的年平均工资上调6.2%；将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经营绩效奖金”，用来奖励核心的半导体（DS）部门，且不设发放上限。
这一临时薪资协议在5月27日得到了工会成员的投票通过，这次大罢工得以化解。
但这并不是危机的结束，AI时代引发的利润分配冲突才刚刚开始。
“不患寡而患不均”，存储部门员工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但非存储部门员工又觉得不合理了。
同样是在半导体事业部，存储部门的员工今年能有6亿韩元收入，但逻辑和模拟芯片（LSI）、代工等非存储部门的员工认为自身业务在高带宽内存的生产中同样重要，却只能得到存储部门同事1/3的收入，他们开始消极怠工。
而像制造智能手机、家电的设备体验事业部，仅能得到600万韩元的公司股票，跟半导体事业部相比判若云泥，员工充满了不满和抱怨。
此外，造船、电力设备、汽车等其他行业也羡慕三星、SK海力士两家公司员工获得的超额收益，纷纷要求自家公司提高绩效和奖金。
还有，对于三星股东来说，与工会签下的临时薪资协议更像是“城下之盟”，中小股东在协议达成后纷纷抗议。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半导体是强周期性的行业，有着极高的风险，之前行业不景气时风险都是他们承担的，员工却稳拿工资，现在盈利了，财富分配应该由他们说了算。
韩国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考量，从政府角度来说，半导体是国家战略产业，国家为此提供了大量基建、税收等方面的支持，理应拿走一部分，通过制度惠及普通民众，也借此减小贫富差距。
所以此前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提出，要用AI产业产生的超额利润来设立“公民红利”，通过制度性安排回馈给全体民众。
他同时提到，“国家变富了，但财富的分布不会自动扩散……韩国过去在增长上很强，但在将增长果实向社会扩散方面一直较弱”。
所以我们看，AI时代才刚被揭开一个角，就出现了“AI对劳动的替代”和“AI利润分配”两大关乎人类社会稳定的生死考题。
前者的核心问题是“AI的代价由谁承担？”，目前来看就是被技术替代的劳动者独自承担了；后者是“AI带来的超额收益归谁？”，这点众说纷纭，不同人群都有各自认为合理的立场。
这两个问题其实又是一个问题，即面对技术变革，如何相对公平的分配机会、义务、权利、财富等一系列我们极其看重的东西。
这让我想到了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这本书，其中提到，目前来说主要有三种分配方式：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德性伦理。每一种理念都代表着一种考量公正的方式。
先说功利主义，最早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这里“功利”的意思其实更接近“功效”“效用”，意指任何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东西。
功利主义假设人是趋利避害的，认为一个分配方案是否公正，要看它能否让社会总体的幸福或福利最大化。
我们学习经济学，就是学习如何高效配置稀缺资源，何谓“高效”？就是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最大化，即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总和最大。
在功利主义看来，一国GDP的提升、企业业绩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等就是最大的“善”，这些可以带来繁荣，使社会总体幸福达到最大化。
所以，面对“AI对劳动的替代”这样的问题，功利主义者会仔细计算其中的得失，如果使一部分人丧失工作能获得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那在他们看来这些人的利益就是值得牺牲的。
同样的道理，如果他们经过计算认为从硅谷富豪那里拿走100万美金分给100名流浪汉，总体功利的上升多于富豪功利的下降，那他们也会支持这么干。
这种逻辑会导向一种非常激进的财富再分配，直到他们发觉过度的财富再分配也会降低人们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影响经济蛋糕的扩大，从而迫使他们减少再分配。
简而言之，在功利主义者眼中，人本身并不是价值的终点，而是实现“社会总效用”的手段。
自由至上主义者认可AI替代劳动，也支持AI超额利润归股东支配，他们并不像功利主义者那样是从效用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而是以人类自由的名义，支持不受约束的市场并反对政府管制。
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每个人都拥有一种根本性的自由权，可以用自己所拥有的事物去做任何事情，并尊重他人也有这样做的权利。
所以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于财富再分配的措施是嗤之以鼻的。
在《自由宪章》一书中，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任何企图带来更大的经济平等的尝试都注定具有压迫性，并且对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有害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至上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均支持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
也是从那时开始，美国大企业股东、高管、高级别员工的财富急剧增长，他们可以在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关键变革时期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经营方式，不再受到工人工资、福利的束缚，甚至毫无压力地进行裁员。
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财富再分配，认为他们对所创造的财产拥有绝对所有权。然而，他们获得的财富完全都是靠自身的天赋和才能获得的吗？
这其中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任何成功都离不开社会合作与共同体支撑：市场规则、法律秩序、教育体系、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合作者助力…… 没有这些，再高的天赋也无法变现。
有一本书叫《异类》，里面统计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75人的名单，既有历史上的国王、法老，也有巴菲特、比尔·盖茨这样的当代亿万富翁，结果发现有20%都出生在1831-1840年的美国。
这样的集中度已经相当高了，搜集整个人类历史上边边角角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竟然2成来自同一国家的同一代人。
这充分说明了“时势造英雄”，个人的成功与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
而建立在具有很大偶然性基础上的财富获取，如果忽视了再分配，必然带来极大的不平等。
那问题来了，假设去掉这种偶然性来思考公平，是不是就更接近公平了？如何去掉呢？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了“无知之幕”这一思想实验，即我们回到最初的原点，假设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未来在社会中的位置，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出身、财富、天赋、智商、健康状况等各种信息，没有了任何站位，只知道资源是稀缺的、人是理性自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呢？
你可能是比尔·盖茨，但也可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绝大多数人都不想处于一种一无所有、得不到任何帮助的制度之中，也就会选择一种最稳妥、对弱者最有利的规则。
所以罗尔斯认为“自由先于平等，正义优于效率”，对不平等要有所限制，不平等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适用，一是公平的机会均等（职位向所有具备才能者开放，排除出身等因素干扰），二是能最大程度改善最不利群体利益。
但桑德尔认为，罗尔斯观点的缺陷在于他最初假设的原始状态的人脱离了各种身份、背景，独立且自由，没有任何联结，其实是原子化的“人”，而事实上，所有人一出生就镶嵌在家庭、民族、文化和各种共同体关系之中，是被道德、责任约束的人。
原子化的人、忽视道德力量的人、只有自由没有归属的人，又怎么能妥善处理发源于社群生活中的分配问题呢？
桑德尔是看到了当下过度强调自由主义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原子化和撕裂，他由此提出关于公正的第三种思考，即培养德性和推动共同善。
说起德性、共同善，很多人会觉得大而空，但这正是对之前过度强调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平衡和纠正：我们拥有了速度和数量，在质量方面却不尽人意；我们解决了物质匮乏，却又面临着满意度的匮乏。
桑德尔认为，公正分配就是把适合的东西分给配得上的人，至于怎么分首先要看为什么目的而存在，比如医院，首先考虑的是生命与健康，而非出价；
分配不只是一种经济工具，还在塑造人、维系共同善——奖励什么，社会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分配不能只讲规则而忽视好坏，应当鼓励德性，抑制败德；
应该认识到市场的道德局限，反对市场通吃一切，需要界定不受市场支配的领域，比如教育、医疗；
不平等会侵蚀共同善，需要通过再分配来重建公共机构和服务、基础设施，以使得富人和穷人都能利用它们（比如高铁，普通人跟富人一样都能坐得起），而不只是为了扩充私人消费的机会而关注再分配。
在近百年工业化、全球化进程中，功利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是被应用最广泛的分配逻辑，在推动经济大爆发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AI时代，技术极大进步，生产力极大提升，如果再单纯追求总量或放任自由，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不稳定和社会撕裂。
这时候，强调德性，推动共同善，在制度设计上把人作为目的而非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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